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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是没有公众舆论的支持，法律是丝毫没有力量的。——菲利普斯
一、湘潭大学一名研究生疑遭投毒身亡，室友有重大嫌疑被刑拘......
4月20日，湖南湘潭市公安局雨湖分局发布通报，湘潭大学研究生张某疑似被投毒致死案有了新进展，同寝室的周某有重大作案嫌疑，现已被刑事拘留。大学生同室操戈、投毒相害的恶性事件再次让人民痛心疾首，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国简观点：在警方的通报中，虽然并未明确公布周某所涉嫌的具体罪名。但我们可以根据法律和警情通报，对可能涉及的罪名进行初步分析，即犯罪嫌疑人周某涉嫌犯故意杀人罪或者投毒罪。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；而投毒罪则是指故意投放毒害性、放射性、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，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。 如果犯罪嫌疑人是以杀害特定的人为目的，投毒只是一种手段，那么他可能涉嫌故意杀人罪；相反，如果是为了伤害不特定的对象，危害公共安全而投毒，那么他则可能涉嫌投毒罪。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罪，所以其定罪标准和量刑轻重会有所不同。 《刑法》第232条：故意杀人的，处死刑、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；情节较轻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《刑法》第115条：放火、决水、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、放射性、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、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，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、无期徒刑或者死刑。无论犯罪嫌疑人犯的是哪种罪，都是刑法规定的重罪，如果证据确凿充分的话，都将面临死刑的考验。 从这起案件中，透露出这么一个逻辑，一是凶手肯定是个心里狠毒、阴暗的人；二是凶手肯定对死者有怨恨有意见；三是凶手肯定有作案时间；四是凶手有条件能够拿到投毒物；五是凶手是相信自己能逃脱法律制裁的人。相信司法机关凭着先进的侦查手段和丰富的侦查经验，通过各种视频证据和技术手段等，一定能够精准的锁定犯罪嫌疑人，查清案件真相。即使犯罪嫌疑人可能是研究生，哪怕智商再高，现代版的福尔摩斯也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。依照法律规定，犯罪嫌疑人只有真诚坦白，认罪悔罪，或许才能得到依法从轻处罚，才有不判死刑的可能。 之前复旦大学林森浩投毒杀人案，他是把有毒化学试剂投入宿舍饮水机，导致了室友黄洋的死亡，最后被认定为因生活琐事泄愤而投毒，构成故意杀人罪。且其一直拒不认罪，所以，被判死刑，注射致死。 当然，让人遗憾的是，清华大学朱令案至今未破！这么对比，就能看出湖南司法机关的积极作为与高效。对刑事案件而言越早侦查，难度会越小，因为罪犯留下的蛛丝马迹等罪证会相对容易收集调查。这些案件也再次提醒我们，举头三尺有神明，人一定不要做坏事，更不要犯罪！犯罪必罚，命案必破，犯罪最终都会害人害己害家人。当然，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，在教育中，学生们应该培养的是爱与宽容的力量，而不是提升恨的能力。二、退休教师收百万迁坟费后被诉敲诈勒索，法院决定撤销一审判决，发回重审......
被迫迁了祖坟，又成了罪犯，你说奇怪不奇怪？据报道，湖南岳阳，一名退休教师付某在收取矿区企业110万迁坟费后，如约迁走了双亲坟墓。但一年多后，当地森林公安就以付某涉嫌敲诈勒索罪为由，将其刑事拘留。后经法院审理，付某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近日，岳阳中院经二审裁定后，决定撤销一审判决，发回重审。此事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
国简观点：该案件到底构不构成敲诈勒索罪，相信法院最终会有一个公正的裁判。根据法律规定，敲诈勒索罪，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采取威胁或者要挟的手段，强行索要较大数额的公私财物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。 乍一看，迁两个祖坟要110万元，坐地起高价，似乎是属于敲诈勒索的范畴了。但对照法律规定，敲诈勒索罪的构成，主观上必须具有“非法占有”的目的。结合事实，案件中的付老师一开始并不愿意迁祖坟，也不想要矿企补偿110万，“占有”或者说“要”的意思都没有，又何来“非法占有”一说？ 其次，敲诈勒索罪构成的客观表现必须有威胁或者要挟手段等，然而，这事是矿企要求付某迁坟；而并不是付某要求矿企给钱迁坟。黑白不能巅倒了不是么。 丧葬、迁坟在南方有人说这是封建迷信，但更多人说这是祭祀传统文化与民间习俗，尤其是这方面的实际开销其实是挺大的，少则几万，多则几十万百万也是常见。这位付老师迁坟开销之后有无结余在报道中并没有披露，但如果没有结余，那他岂不是“非法占有了一个寂寞”？这也许也是二审认为一审认定事实不清，发回重审的要点。 再者，这些事情都是通过当地组织协调，达成了补偿的书面协议，然后再付款迁坟的。即使协议中有显失公平的条款内容，矿企依法也只能到法院起诉，请求撤销显失公平的条款。怎么样都不能举报和控告别人敲诈勒索罪，做事也要有底线才行。 至于付某的维权方式是否应当视为威胁、恐吓？我们认为，举报非法、披露违规不构成威胁、恐吓；相反，还是法律政策允许鼓励的，怎么样都算不上犯罪。因此，岳阳中院撤销一审判决，发回重审，是依法的慎重明智，值得点赞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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季卫东，1957年出生于南昌市，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学系，毕业后留学日本，获得京都大学法学博士学位。1996年任神户大学法学院教授，现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院长。主要研究领域为法社会学，比较法学，中国法与政治。 《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》内容主要为中国三十余年的改革以渐进方式演变至今，我们突然发现已经身处"历史三峡"之中水流更为湍急凶险之处。中国改革已经到达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临界点，到了需要进行政治决断的时刻了。《大变局下的中国法治》是作者近年来发表在报章上的随笔合集，汇聚了作者对"大变局下的中国以及中国法治何去何从"这一主题的系统思考：通过先法治、后民主的路径，统筹兼顾、刚柔兼济，以社会代价最小化的手段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软着陆，从而成功建构起中国民主法治的新秩序。
